八
通道尽头传来丝丝咖啡的香味,飘到街上。那是真正咖啡的香味,不是胜利咖啡。温斯顿不觉停下步来。在短短的两秒钟内,他又回到渐已遗忘的童年世界了。接着听到砰的一响,煮咖啡那家人的门关了,香味也随之消失,好像声音一样。
他在路上走了几公里,静脉曲张患处抽动起来了。这是三个星期内第二次没去公社中心的晚会了。开小差实在是不智之举,因为谁在那天晚上缺席,他们都查得清清楚楚。照规矩讲,党员是没有自由活动时间的,而除了晚上睡觉外,不应有个人行动。党的假定是,如果你不是在工作、吃饭和睡觉,那你一定正在参加团体活动。此外你做任何使人想到离群索居的事——就说一个人出外散步吧——都有危险。这种行动在新语中叫“私活”,意谓个人主义思想和怪僻行径。但今天晚上温斯顿走出真理部时,实在难以抗拒四月间醉人春风的诱惑。天空一片蔚蓝,入春以来难得看到。相较之下,那漫长嘈杂的公社节目就难以忍受了。玩的游戏既费气力,又闷得怕人。此外还要听演讲,还要假惺惺一番靠着杜松子酒的酒意来培养同志间的情感。因此一时冲动之下,他离开了公交车站,不分东西南北地在不知名的伦敦街头漫步。
“如果还有希望,”他在日记上这么写过,“只有寄托在无产者身上。”这些话在他脑中反复出现,这说法看来似真似假,想来却又荒唐。他已走到一个褐灰色的贫民区,就在以前叫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的东北面。他走的那条斜街,是用圆石砌成的,两边有两层楼的小房子,破落的门口直开到行人道上去,乍看好像鼠洞。路面石块的缝里是一摊摊污水。各屋子昏暗的门口和街上两边的横巷子居然满是人头:嘴上搽着品质粗劣口红的如花少女,追逐着如花少女的少男,让你看到十年后这些少女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臃肿妇人,哈着腰、拖着八字脚走路的老人,还有衣衫褴褛光着脚在污水里嬉戏、一听到母亲呵斥就作鸟兽散的小混混。这街上屋子的窗户,最少有四分之一是破裂得要用木板支撑着。这些人对温斯顿也不理会,只有两三个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一眼。两个块头奇大、穿着围裙的女人,交叉着斑红的手臂,在门口吱喳说个没完。温斯顿走近她们时,听到其中几句。
“‘是呀,’我跟她讲,‘说来容易呀!’我说。‘但如果你是我,你还不是跟我一样做。批评别人可容易呀!’我说,‘可是你的问题跟我的不一样呀!’”
“呀,对啦!”另一个接嘴道,“可不是,正是这样!”
聒耳的声音突然中断。他打她们面前走过时,两人都带着敌意细看了他一眼。说来也不是什么敌意,只算是一种警觉,一种看到不知名的野兽在你面前经过时的本能紧张反应。这地区平时想是不常看到党员的制服。实话说,除非你有任务在身,不应在这种地区露面的。你若遇到巡逻警察,说不定要你停步。“同志,让我看看你的证件。你在这里干吗?你什么时间下班的?你平常回家也走这条路吗?”——他们会问你诸如此类问题。当然,没有什么法令说你不可以拐路回家,但如果思想警察知道,就会对你注意了。
蓦地街上四边起了骚动。大家奔走相告说赶快躲起来。各人连忙窜入门口,快捷得如野兔钻洞。一个年轻的妇人在温斯顿前面一个门口跃出,一把抓起在玩污水的小孩,用围裙一裹,又一跃钻回洞口,动作快捷得神出鬼没。同时在这一刹那,一个穿着像手风琴乐师黑西装的衣服的男子从一条横巷冒出,直奔温斯顿面前,紧张地指着天空。
“汽船!”他嚷道,“汽船!快炸了!赶快伏下!”
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,无产者给火箭弹取的名字叫汽船。温斯顿连忙伏身在地。无产者的警告,通常准确得很。他们好像有第六感,能在几秒钟前就预知火箭弹的来临,虽然这武器的速度比声音还快。温斯顿双臂抱头,接着就听到一声隆然巨响,几乎地面都要跳起。不少零星物体掉到他背上。他站起来张望一下,才知道靠自己最近的一扇玻璃窗炸碎了。
他继续向前走。火箭弹已炸毁了前面离此两百米的几座房子。天空冒着一股黑烟,地上灰尘滚滚,不少人已结集在那儿观看。他面前的走道有一小堆灰泥,中间好像有一条鲜红的线。他走近一看,原来是一只齐腕被炸断的人手。除了断折的部位还带血丝外,整只手苍白得像个石膏肢架。
他把这东西踢到沟里去。为了躲过前面的人群,他转过身从右边一条横街走出去。走不到三四分钟的光景,已离开灾区。街上熙来攘往,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这时快到二十点了,无产者常去光顾的酒吧已挤得水泄不通。酒吧的旋转门转个不停,里面的尿臭味、锯木屑味和啤酒的酸味扑面而来。一家酒吧前面的挑棚下,三个汉子靠紧站着。中间那个拿着一份对叠的报纸,旁边两人也就挨着他的肩膀观看。温斯顿虽然还没有靠近得看清楚他们脸上的表情,但也可从他们全神贯注的模样,猜出他们看的准是什么重要的新闻了。他还有几步就到他们面前时,三个人突然站开。其中两个开始吵架,气势汹汹的,好像随时会动武的样子。
“你妈的听我说好不好?我告诉你吧,十四个月来七压尾的从来没中过一次奖!”
“中过,当然中过!”
“没中就是没中!在家里我把两年来的中奖号码都记下来了,一次也没有忘记。妈的,你听着,七压尾的就从——”
“少废话,七赢过。我现在就告诉你,二月——二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奖的号码,就是四——〇——七!”
“二月你的娘!我写得清清楚楚,就没有号码——”
“你们闭嘴,好不好?”第三个汉子忍不住说。
他们是为彩券的事争吵。温斯顿离开了他们三十米左右回过头来看,他们还是吵得面红耳赤。每周一次给人发大财机会的彩券,是无产者唯一认真研究的公家大事。有数百万的无产者把彩券的存在视为活下去的主要理由——如果不是唯一理由的话。彩券是他们快乐的泉源、愚昧的明证、止痛的灵药和知性的刺激。只要是涉及彩券的事,平日连自己姓名拼写也有困难的人,居然能解起复杂的数学问题来,记忆力也出奇的准确。成千上万的人就靠精研“彩券学”维生,出售指南、预测本这类册子和灵符妙方。温斯顿的工作与彩券的经营无关,因为负责这玩意儿的单位是迷裕部,但他知道(其实党内每个人都知道)大部分的奖额是虚构出来的。只有小奖才真付钱,中大奖的人都不存在。住在大洋邦东区的人与西区的根本没有什么名副其实的交往,这种瞒骗的事也就容易安排。
如果还有希望,只有寄托在无产者身上。你必须坚信这点。这话你写下来,你可能只觉得合情合理而已,但只要你看一看街头跟你擦身而过的人,这话就成了一种信念了。他刚才拐入的横街是下斜坡的小路。好像以前到过这区域,附近就有一条大道。前边什么地方突然传来一阵呼喝声。小路尽头是个大拐弯,走下一层石阶就是一条凹陷的巷子,里面有几个贩卖脱皮缺叶蔬菜的小摊子。温斯顿记起来了,这窄巷通到大街,再转一个弯,不消走五分钟就是那家旧货店。他那本现在用来写日记的本子就在那儿买的。而他那支羽毛笔杆和那瓶墨水,也是在离旧货店不远的一家小文具店买的。
他在石阶上层停了下来。窄巷的对面是一家阴暗的小酒吧,玻璃窗看似盖上薄霜,其实只是久未拭擦的灰尘。一个弯着背但行动尚算敏捷的老头推开旋转门走进去,他霜白的小胡子像对虾的触须一样翘起来。温斯顿看着这老头进去时,突然想到他最少也有八十岁了,因此革命期间他已是中年人。像他这类一把年纪的人,也就是接连行将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几个环节了。党内就没有几个人的思想是在革命前形成的。老一辈的人在五六十年代大清算时已经除掉,硕果仅存的几个,早就吓得交了心,不敢再谈什么思想问题了。如果你要找一个活着的人给你讲革命初期的真实情况,那非无产者莫属。一下子他在日记上抄下的那段儿童历史书上的故事浮于脑际,而他也无法按捺住心头那阵疯子似的冲动:要跟着老头进酒吧,跟他搭关系,然后问他问题。他会这么问:“请你告诉我你的童年是怎样过的。那种生活像个什么样子?那个时候的日子是否比现在好过?还是比现在难受?”
他马上走下石阶,穿过窄巷,生怕稍一耽搁就会胆怯改变主意。当然,这是疯狂行为。不用说,党没有明文禁止你到无产者出没的酒吧喝酒,也没有阻止你跟他们谈话。可是这事实非寻常,总有人注意到的。如果碰到巡逻警察,他可以装说突然感到恶心要昏倒,所以才进来歇一下。可是他们又怎肯相信?他一推门进去,就闻到一阵扑面而来如恶臭的奶酪味一样的酸啤酒味。大家一见他进来,谈话的声量马上降低。他觉得背后每个人的眼睛都好像盯着他的蓝制服。房间的另一角落本有几个人在玩投镖游戏,看到他进来,也就停手差不多半分钟。比他先进来的那老头站在柜台前面,与酒保斗起嘴来。酒保高大个子,鹰钩鼻,胳膊粗大。不少酒客擎着杯子围着他们看热闹。
“我是客客气气地问你的,是不是?”老头挺直了肩膀,气呼呼地说,“你居然告诉我你这酒吧找不到一个一品脱的杯子!”
“妈的,什么叫品脱?”酒保手指按着柜面,挨近身子问道。
“你听听!他自称酒保,连什么叫品脱也不知道。一品脱就是半夸脱,四夸脱就是一个加仑!你真该再念幼儿园!”
“少啰唆,什么品脱夸脱,从未听过,”酒保没好气地说,“我们卖的是一升或半升装的。杯子就在你面前的酒架上。”
“我要一品脱,不多不少,”老头不甘示弱地还嘴道,“你没杯子也成,就倒给我一品脱的分量好了。什么一升半升,我们年轻时没听说过这种鬼东西。”
“你年轻时我们还在树上过活呢!”酒保向其他酒客眨眨眼说。
众人轰然大笑,刚才温斯顿让他们产生的戒备心全解除了。老头的脸上长着霜白的浓密短髭,此时气得一脸通红。他转身要走,口中还是咕哝个不停,与温斯顿碰个正着。温斯顿轻轻地用手扶着他。
“我请你喝一杯,好不好?”他说。
“呀,好一个君子。”老头又挺了挺肩膀说。他好像没注意到温斯顿的蓝制服。过后,他转过头去有理不让人地对酒保说:“一品脱,一品脱黄汤!”
酒保拿了两个粗厚的玻璃杯子,在柜台下面的水桶冲洗了一下,就盛了两份半升的棕黑色啤酒。在无产者的酒吧内,你能够喝到的就是啤酒了。理论上说无产者是不许喝杜松子酒的,虽然谁要喝都有办法弄来。玩投镖游戏的那个角落又热闹起来了,其他酒客又为彩券的事高谈阔论了,他们显然一时已忘记温斯顿的存在。靠窗的地方是一张松木台,在此跟老头聊天不怕别人会听到。危险总是危险的,但最少房间内没设电幕,这一点他一进来时就看清楚了。
“那家伙大可以给我倒一品脱来的。”老头坐下来后,又唠唠叨叨地说,“半升不够,不过瘾。一升又太多,膀胱受不了。价钱当然也是问题。”
“从你年轻时到今天,你一定经历过不少变化了。”温斯顿试探着说。
老头浅蓝色的眼睛,从投镖板看向酒吧各座位,又从座位看向男厕的门,好像要从这些地方找出变化的痕迹。
“那时的啤酒比现在的好,”老头最后搭腔了,“也便宜些。我年轻的时候,淡啤酒——我们那时叫黄汤——只卖四便士一品脱。当然,那是战前的事了。”
“哪个战前?”
“都一样,这么多战争,哪搞得清楚。”老人含糊地说,然后举起杯子,又挺了挺肩膀,“祝你身体健康!”
他突出的喉结在瘦长的脖子上上下滚动得奇快,呃,啤酒喝光了。温斯顿到柜台去又要了两份半升装的啤酒。老头显然改变了反对喝一升酒的死硬态度。
“你比我年纪大多了,”温斯顿说,“在我还未出生前,想你已是壮年。你一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。我这种年纪的人,对从前的事真的一点也不知道。我们只能看书,但书上说的事未必可靠,这就是我想听听你意见的缘故。历史书说,革命前的生活与目前完全不同。那时百姓挨穷、受迫害,人间毫无正义可言——总之,情况坏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力就是。就拿伦敦来说,大部分人从生下来到死,从未真正吃饱过。半数以上的人得光着脚板走路。一天工作十二小时,九岁后就再无受教育的机会,晚上十个人睡一间房。但同时有少数人,大概为数不过数千吧,呃,他们叫资本家,却有钱有势,要什么有什么,住高楼大厦,奴婢成群,出入汽车马车代步,喝的是香槟酒,戴礼帽——”
老头听到这里,眼前一亮。“呀,礼帽,”他说,“真怪,你也提到这东西,昨天我也想到礼帽呢,鬼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。我只想到,好多年没看到这东西了。绝迹了,一定绝迹了。我最后一次戴礼帽,是为了参加嫂子的葬礼。唔,我记不起是哪一年了,总该是五十年前的事吧。当然,礼帽不是买的,租来应付应付而已。”
“问题不在礼帽本身,”温斯顿耐着性子说,“问题是,这些资本家靠着律师、教士和其他特权人物撑腰,为所欲为。什么东西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存在。像你这种普通老百姓和工人,就是他们的奴隶。他们要怎样摆布你,就怎样摆布你。他们可以把你像牛马一样运到加拿大。如果他们看中你的女儿,就可以跟她睡觉。他们可以叫人用鞭子打你。你走过他们面前,就得脱去帽子。每个资本家出外,总有一群走狗跟随,听他——”
老头的脸上又见神采了。
“走狗!”他几乎叫出来,“喏,这又是一个我好久没听到的词!走狗!这真把我带回旧时代了。我想想看,呀,好像千万年以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偶尔在星期天下午散步到海德公园去听那些笨蛋演讲。救世军啦、天主教徒啦、犹太人啦、印度人啦,总之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就是。其中的一个笨蛋——抱歉,名字忘了,他呀,真会说话!一点没骗你。你猜他怎么说的?‘走狗!资产阶级的走狗!统治阶级的奴才!’对了,他爱用的另一个词是‘寄生虫’。哦,还有——是了,‘狼心狗肺’!当然,你知道,他这些话都是针对工党说的。”
温斯顿觉得他们的谈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。
“我想知道的是,”他说,“跟以前的日子比较,我们的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?现在你受的是人的待遇吗?从前的有钱人,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——”
“上议院。”老头打岔说。
“好的,就说上议院吧。我问你的问题是,这些人所以能够把你像狗一般看待,就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是穷光蛋?譬如说,你走过他们面前,得脱下你的帽子,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们一声‘大人’,对吗?”
老头好像沉思着,等把第二杯啤酒喝了四分之一后才答说:“对的,他们最少要你点点帽子为礼。我自己一点也不习惯,但还不是乖乖做了,有什么办法?”
“我在历史书上看到,这些人和他们的走狗常常把你们从行人道推到水沟去,有没有这回事?”
“最少有一个人推了我一次,现在想来就好像昨天才发生似的。那天晚上是‘赛船夜’,闹得真不像话。我在莎夫茨伯里街上跟一个笨蛋迎头碰个正着。他穿得可体面,白衬衣、礼帽、黑大衣。他走路时左弯右拐的,冷不提防,我就撞到他了。他说:‘你走路不带眼睛?’我说:‘这条路是你买下来的吗?’他说:‘你再敢放肆,看我扭不扭断你的头。’我说:‘你醉了,等会儿我送你去警局。’嘿,想你也不相信,他一手放在我胸口,狠狠地一推,几乎把我推到一部正驶过来的公交车底下去!那时我血气方刚,真想还手,只是——”
温斯顿越听越觉得拿他毫无办法。这位老先生记忆中的东西,都是毫无意义的细节。再听他讲一天,也听不出什么究竟来。党的历史记载,这样说来有点道理了。说不定不但有道理,而且全部可能是真的。
但他还要最后试一次。“也许我的话没说清楚,”他说,“我的意思是这样:你活了一段长长的日子,你在革命前的社会长大,是不是?就说在一九二五年吧,你已是成年人。凭你的记忆,你比对一下,一九二五年时的生活比今天要好还是坏?或者说,如果由你选择,你要过今天的生活呢,还是回到旧时?”
老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投镖板。他把啤酒喝完,动作比先前慢了点。他张嘴说话时,颇有哲学家洞明世事的神气,好像啤酒已使他变得温顺起来。
“我晓得你要听的是什么话,”他说,“你希望我说:‘唉,要是能够再年轻一次就好了。’是不是?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。年轻人身壮力健,你如果活到我这把年纪,就会知道身体上没有一样是对劲的。我的腿不听我指挥,膀胱呢,那更不用说了。每天晚上要起来六七次。可是,你要听我说,年纪大了也有些好处的,至少要烦心的事就与年轻人不同。譬如说,不必再愁怎样去讨好女人,那可省了不少事呵。你相不相信,我差不多有三十年不近女色了?想也没想过。”
温斯顿背靠窗台而坐。再谈下去也不过是白费时间而已。他正要准备再买一份啤酒时,老头突然站起来快步走到厕所去。那额外的半升酒显然发生效果了。温斯顿默默地对着面前的空杯子发呆。过了一两分钟后,他不自觉地就跑了出来。不到二十年后,他想,像“革命前的日子比现在好过吗”这种极其简单但再重要不过的问题,再也没有人可以回答了。其实,现在也回答不出来,因为剩下的几个遗老已无法把新旧两个世界的情况作什么比较。他们记忆中的东西,琐碎无聊:哪天跟同事吵了架,丢了的自行车气筒怎样找回来了,一个死去多年的姐妹脸上的表情,或七十年前一个多风的早晨卷起的沙尘旋涡。但关系最大的事件,他们却一无所知。他们真像蚂蚁,眼前除了芝麻小事,别的一概视而不见。到大家记忆消失而文字记录全部订正后,党说革命后生活水平提高,你也只好相信了,因为除了目前的生活,再无任何其他生活标准给你作比较。
他紊乱的思绪突然停止,停下步来举头一望,原来已走到一条狭小的街道上,两旁除了住家外,还有几家零零星星的小商店。在他面前的一家,悬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,看样子以前是镀金的。这铺子似曾相识。怪不得!这就是那家卖日记簿给他的旧货店呵!
此时他有点害怕起来。到这儿来买那本簿子已是冒险不过的事,自己不是发过誓永不涉足此地吗?可是脑袋犹豫不决的当儿,两条腿已不由自主地走到这儿来。他开始写日记的动机,原是为了防止这种自杀性的冲动。差不多二十一点了,这店还是开着。他想到站在行人道上反惹人注目,干脆就踏进铺子去。要是巡逻警察盘问,他可以说是来这里买刀片的。
店主刚点上油灯,要挂起来,气味虽不好受,但予人一种温暖的感觉。他约摸六十岁,身体瘦小,背有点驼,鼻子长而周正,眼镜片厚厚的,但仍掩盖不了柔和的目光。头发几乎全白了,但眉毛还是浓黑的。他的眼镜,他温柔得近乎吹毛求疵的举动,特别是他穿的那件陈旧的黑天鹅绒外套,都多少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。他可能是个文人,或者是音乐家吧?他的声音软得近乎飘逸,口音不像一般无产者那么粗鲁。
“你站在门口时我就认得你,”店主对温斯顿说,“你就是那位跟我买那本小姐用的纪念册的先生!那册子的纸张可漂亮呵。从前,那种纸张叫‘粉纸’,这一类东西少说也绝迹五十年了。”说到这里,他的眼睛越过了下垂的老花眼镜,打量了温斯顿一下,然后问道,“你想到了要买些什么东西吗?或者只是随便看看?”
“我路过这里,随便进来看看,”温斯顿胡乱应对着说,“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买的。”
“这也好,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会令你满意。”他摊开柔软的掌心,带歉意地说,“你也看到了,铺子空空的,是不是?不妨坦白对你说,古董旧货这门生意也快完蛋了。根本没有几个人要买旧东西。要买也没有现货供应。家具、瓷器、玻璃,破得烂得也七七八八了。金属做的器皿呢,不消说,都熔掉来做别的东西。说来我也多年没看见过黄铜制的烛台了。”
事实上这店子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,只是几乎没有一样值钱的就是。地板的空间尤见狭小,因为墙壁的四边堆满了尘封的画框。窗台上放了一盘盘的螺帽、螺栓、破凿子、缺口的小刀、年久失修的手表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只有靠角落一张台子上摆着的小玩意儿里——如漆鼻烟盒子、玛瑙胸针等——也许还有值得一看的东西。温斯顿缓步走过去时,视线为一个圆滑物体吸引,这东西在油灯下发着柔和的光辉。他捡起来看。
这是一块沉甸甸的水晶玻璃,一边扁平一边隆起,差不多是半球状。它的色泽与结构都很别致,给人一种雨水的滋润般柔和的感觉。玻璃块隆起部分的作用等于一面放大镜,他因此清楚地看到此物里面有一个弯卷起来的东西,像玫瑰,也像海葵。
“这是什么东西?”温斯顿问,迷住了。
“珊瑚,”店主说,“一定是从印度洋来的。他们以前爱把这东西镶在玻璃块内。我想这是一百年前的工艺品吧,看样子还不止一百年呢。”
“真美。”温斯顿说。
“嗯,真美,”店主赏识地附和着说,“可是今天有这种眼光的人也不多了。”他咳了一阵,随后又说,“喏,你要买的话,就付四块钱吧。我记得以前像这么一块东西,最少也可卖个七八镑——唔,八镑等于今天多少钱,我也不会算了,总之不少钱就是。可是现在谁还有兴致买古董呢?实际上剩下来的也没有几件了。”
温斯顿连忙掏出四块钱给他,接着就把这心爱的东西放入口袋。令他着迷的,固然是这东西的美,可是更吸引他的,却是它氤氲着的思古幽情。这种油光水滑的玻璃,他生平没有见过。论实用价值,这东西派不上什么用场,虽然他猜想得到当时的人大概多用来压纸张文具。但温斯顿觉得它特别可爱的地方,正是它毫无显著的实用价值这一点。这东西塞在口袋里重死了,幸好并没有怎样鼓起来就是。无论如何,一个党员收藏这样一块东西,不但有点怪怪的,同时也可能会惹祸上身。任何旧的东西、美的东西,都会引人注意和怀疑。那老店主从他手上接过四块钱后,面露喜色。温斯顿这才想到,给他三块,甚至两块,他也肯卖的。
“楼上还有一个房间,你有没有兴趣看看?”老店主问,“除了几件家具,也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如果你要看,我得点灯。”
他又点了一盏油灯,弓着背拾级走上陡狭破旧的楼梯。通过一条窄小的走道后,就到了一间背对着街道的房间,窗前是石砌的后院,可以看到一连串烟囱的管帽。温斯顿注意到房间家具的各种摆设,都给人起居如常的样子。地板上有一条地毯,墙上挂了一两张画,靠壁炉处还有一张脏兮兮的扶手椅。壁炉架上是一个十二小时计时的玻璃钟,滴答滴答地响着。临窗的一角,是一张大床,占了全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面积,床垫还保留着。
“我太太逝世前我们都住在这里,”老店主用近乎抱歉的口吻说,“现在我打算把家具零售出去。喏,如果你把臭虫弄掉,这张床还很漂亮,红木做的呢。可惜就是笨重了点。”
说着,他把油灯提高了一下。在柔和的灯光下,这房间可真诱人。温斯顿突然想到,要是每周肯花几块钱,就可以租下这间房间。问题是他敢不敢冒这个险。这主意实在有点荒唐了,他一下子也就放弃了。但这房间的一切,又一次引起他思古之幽情,勾出他一些久远的记忆。他想象得到以前的人坐在这样一个房间里是什么滋味。壁炉里生着火,你瘫坐在扶手椅上,双腿搁在壁炉前面的围栏上,铁架上吊着一壶开水。只有你一个人,却有充分的安全感,因为你知道没有人会监视你,没有声音跟踪你。房间里除了水壶喷出来的音乐与玻璃钟的滴答滴答声音,一片宁静。
“没有电幕啊。”温斯顿忍不住低声地说。
“哦,我从来没买过这类东西,”老人说,“太贵了,再说也不需要。你看,这边还有一张折叠式的桌子,只是你要用时得装上新的铰链就是。”
另一角落还有一个小书架,温斯顿如获至宝地走过去。架上摆的,都是废物。搜查与焚烧旧书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彻底,无产者区域也不例外,你在大洋邦各地再也难找到一本在一九六〇年前出版的书了。老店主在床对面挂在壁炉旁边的一张装在红木框架内的图片前站着。
“你对旧图片有没有兴趣?”他试探性地问道。
温斯顿走过去看看。那是一张钢板雕刻画:一座椭圆形的建筑物,窗子长方形的,前面是一个小塔。这建筑物的四边装有扶手栏杆,后面看似是个雕像。他凝望了好一会儿,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,虽然记不起那雕像是谁了。
“这架子是嵌在墙上的,”老人说,“当然,你要的话,我可以把螺丝钉取出来。”
“我认得这座房子了,”温斯顿终于说,“现在已经塌了。就在正义宫外面那条街的中间,是不是?”
“对啦,法院的外面,多年前炸毁了。以前是教堂,圣克莱门特教堂。”老人带着歉意笑了笑,好像自己也知道所讲的事有点荒谬。接着,他又哼着说:“橘子与柠檬,吟着圣克莱门特的钟。”
“那是什么?”温斯顿问道。
“哦,橘子与柠檬,吟着圣克莱门特的钟——这是我小时候唱的歌谣。其余的记不起来了,结尾倒没有忘记,是这样的:‘这是亮你床头的蜡烛,那是断你人头的砍刀!’小孩子边唱边舞,手连手拱起来让你从下面穿过,唱到‘那是断你人头的砍刀’时你刚好在下面,他们就松手把你抓住。这歌每句都提到教堂的名字,全伦敦的主要教堂都在里面。”
温斯顿很想知道圣克莱门特教堂究竟建于哪一个世纪。伦敦建筑物的年代实在不容易弄清楚。任何宏伟的建筑物,只要样子还算新的,党一定说是革命后的建筑。而任何较古旧的房子,一定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遗物。资本主义当道的那几百年,什么有价值的建筑物也没有留下来。你要从建筑物认识历史?那等于要从书本获知古旧世界的真相一样不可靠。雕像、题词、碑文、街道的名字——凡是可以使人联想到过去的痕迹,都经有计划的改头换面了。
“我一直不知道那房子原来是教堂。”温斯顿说。
“剩下来的教堂,实在还不少,”老人说,“只是现在再没有教堂就是。好吧,那首歌谣还有什么句子?呀,我记起来了!
橘子与柠檬,吟着圣克莱门特的钟;
你欠我三法新,响着圣马丁的铃。
我记得的,也就是这么多了。法新是硬币,和现在的一分钱差不多。”
“圣马丁教堂在哪里?”温斯顿问道。
“圣马丁?呀,今天还在呢,就在胜利广场嘛,与画廊并立,就是三角门廊、前面有不少柱子和一道长长的石阶的那栋。”
温斯顿晓得了。现在的圣马丁是博物馆,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宣传资料,如火箭弹和浮游堡垒的模型、描述敌人残忍无道的蜡像等。
“以前那地方叫‘在田间的圣马丁’,虽然我从来没有在那附近看见过什么稻田。”老人补充说。
温斯顿没有买那张钢板雕刻画,这东西比刚才买的水晶玻璃更惹人注目。再说,除非把框架除下,根本无法带回家。他又在店里盘桓了几分钟,相谈之下,才知道店主不叫威克斯先生(店子门口刻着的姓名),而是查林顿。他是个六十三岁的鳏夫,在这店子已住了三十年。他一直就要把门口刻着的名字改过来,可是折腾到今天还没动手。温斯顿嘴巴虽忙着和查林顿聊天,心中却念着那几句快要忘掉的歌谣:“橘子与柠檬,吟着圣克莱门特的钟;你欠我三法新,响着圣马丁的铃!”可真怪了,你心里念着时,就仿佛真的听到钟声——那个已经消逝了的伦敦的钟声,仍然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在你耳畔响着。从一个鬼影似的教堂的尖顶传到另一个尖顶,他好像听到了隆隆钟声。事实上就他记忆所及,他从未听过教堂的钟声。
他摆脱了查林顿先生,一个人走下楼梯。他不想让这老头看到他走出门前先察看街道四周。他已决定了在适当时机(大概一个月以后吧)再来这里。其实这比在公社中心缺席一个晚上也危险不了多少。最愚蠢不过的事,莫如跟一个完全不知是否可以相信的店主买日记簿,然后重临旧地。他已经做了。可是——
是的,他还要回来,还要买“美得可以”的废物。他要买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钢板雕刻画,从框架里拿出,藏在制服的上衣内带回家。他要继续发掘查林顿先生的记忆,把歌谣的全部内容学会。要把房间租下来的疯狂念头,又一次浮现于脑中。大概有五六秒钟之久,他兴奋得大意起来,出门前忘了先在窗口张望一下。他甚至把刚才听来的歌词即兴地乱哼起来:
橘子与柠檬,吟着圣克莱门特的钟;
你欠我三法新,响着——
还未唱完,心头已结了一层冷霜。在面前不到十米的地方,有一个穿着蓝制服的人朝他的方向走来。子虚科那个黑发女郎!灯光虽暗,但他一下子就认出她来。走到他面前时,她瞪了他一眼,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快步跑开了。
温斯顿一下子觉得全身瘫软,动弹不得。好一会儿,他才转身往右边走,全没注意到他走的是和回家相反的方向。无论如何,他心中的疑团得到解答了。这黑发女郎在监视着他。她一定跟踪他到这儿来的。这里离任何党员的住宅区都有几公里,不可能说她在同一个晚上凑巧也在这样一些横街窄巷散步吧?那真是太巧合了。她是思想警察还是好管闲事的业余探子,这时已无关紧要了。她监视他、跟踪他,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说不定她还看着他走进酒吧。
走路非常吃力。每走一步,口袋里那块玻璃就擂他一下。他几乎忍不住要拿出来丢掉。更难受的是肚子的胀痛。在一两分钟内如果还找不到厕所,不如死了干净,他想。但这种地区是不设公厕的。幸好抽搐的痛楚终于过去,只剩下一种麻木的感觉。
温斯顿走的是一条死巷。他停了步,盘算了一下,然后掉头再走。他转身时才想到,那女郎三分钟前才和他擦身而过,如果他此刻加快脚步,说不定会赶上她。他可以尾随着她,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再用石块把她的脑瓜打碎。身上带着的那块水晶玻璃正管用。可是这念头一下子就过去了,因为费劲的事连想一下也觉得吃力。一来他不能跑,二来连拿石块去击人的勇气都没有,再说她年轻力壮,准会还手。他也想过要不要赶回公社中心,在那儿流连到关门为止,这样最少会给自己留下半个晚上在场的证据。可是连这一点也办不到。他现在浑身慵倦,只想早些回家静坐下来。
他抵家时已是二十二点。电源的总开关二十三点半就关上。他直跑到厨房,倒了差不多一茶杯分量的胜利酒一口饮尽,然后再到桌子前坐下,从抽屉取出日记簿来,却没有翻开。电幕内有女人用黄铜似的声音高唱爱国歌曲。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日记簿的云石纸封面,尽力把这黄铜似的声音摒诸意识之外,但是一点气力也没有。
他们通常都在晚上抓人。最妥善的办法是在他们出现前自杀,不少人一定已这么做了。许多失踪的人,其实都是自杀死去。在大洋邦自杀需要无比的勇气,因为手枪等武器固然弄不到,就是快速有效致人死命的毒药也稀缺。他体悟到肉体感到的痛苦和恐惧多会摧毁人的意志,更认识到每每需要采取一种特别的行动时,自己的身体却不争气,一下子就整个崩溃。刚才要是他动作快一些,说不定就可以干掉那黑发女郎,可是一想到面临的危险,就失去勇气了。由此他更想到一个人面临危机时,要抵抗的通常不是外在的敌人,而是自己的身体。即使现在喝了杜松子酒,他的心情仍受到腹中麻木痛楚感的干扰,不能作有系统的思考。其他看来轰轰烈烈或悲壮感人的场面,也一定有这类考验吧。在战场、在刑房或在一条下沉的船上,你要为之牺牲奋斗的目标常会忘掉,因为你全部的精神和体力都集中到躯壳上。即使你没有被恐惧吓瘫软,你没有痛得呼天抢地,剩下来的生命也不过是每分每秒与饥寒斗争、与失眠纠缠、与闹肚子和牙痛交战的经历而已。
他打开了日记。一定得写些东西。电幕上那女人已换了一条曲子,她的声音好像玻璃碎片一样扎在他脑海中。他尽力把思绪转移到奥布赖恩身上去,这日记是为他写的,给他写的。可是他想到的,却是思想警察把他抓去后可能发生的事。如果他们一下子就把你蒸发掉,那没关系,反正抓到了就难逃一死。可是死前(没有人会提到这些事的,虽然谁也知道有这些事)总有例行的招供程序要抵受——匍匐在地,屈膝求怜,骨头折碎,牙齿断落,头发结着血块。既然结果都一样,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些?少活几天或几个星期不成吗?从来没有一个受监视的人逃得掉,从来没有人拒绝招供。一旦犯了“思罪”,总有一天会遭受到蒸发的命运。既然恐惧改变不了既定的命运,为什么要拖延着活下去呢?
他的思绪,慢慢终于集中在奥布赖恩的身上来了。“我们将来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。”对的,他对温斯顿说过这句话。他知道这话的意思,最少他认为自己听懂了。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,永远看不到的未来,但凭着一种神秘的预感,却可以参与。电幕的声音还在耳边嗡嗡地响个不休,他无法再思索下去了。他燃了一根烟,一不小心,半根烟的烟丝倒在舌头上。说“烟丝”不对,应说是“烟沙”,一沾在舌头上就不容易吐出来。老大哥的形象此时涌入脑海,取代了奥布赖恩。就像几天前一样,他从口袋摸出一个硬币,看了一眼。那张厚厚的脸往上瞧着他,冷静中带着关怀备至的神情,但谁晓得埋藏于黑髭后面的是一种什么笑容?那三句口号,又像丧钟鸣响一样激荡于胸中:
战争是和平
自由是奴役
无知是力量